行政执法需回归本源，最高法持续推动依法行政；纠治偏差，护航企业稳健前行。

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，行政执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、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，本应以服务人民、促进发展为根本导向。然而，现实中个别执法行为偏离这一初衷，将管理简单等同于处罚，将执法直接视为罚款，导致小过重罚、违规异地执法以及趋利性执法等问题不时出现。这些现象不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，削弱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活力。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警惕，通过行政审判工作持续发力，规范执法行为，纠正不当做法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氛围提供有力支撑。

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指出，一些执法机关存在认知偏差，认为管理就是处罚，执法就是罚款。这种错误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市场主体的过度干预，忽略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本质。过去一年，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，显著加强了对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力度，严格履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责。通过司法程序，不仅及时纠正违法不当行为，还推动行政机关反思并改进执法方式。在一审结案中，除通过协调化解等方式促成撤诉外，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数量可观，有效督促执法部门回归法治轨道。这种监督机制的强化，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平衡与制约，助力依法行政向纵深推进。

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对于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发展的行政强制措施，司法审查始终保持从严态度。人民法院推动行政机关更加审慎行使此类权力，避免随意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，从而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相关数据显示，针对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诉讼数量出现明显下降趋势，同时纠正涉企过罚失当等问题数百个。这种变化反映出执法机关在司法监督下逐步趋于规范，强制措施的使用更加谨慎合理。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过罚相当原则，确保处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，而不是简单追求惩戒效果。这种导向清晰传递出信息：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守法，而非成为管理的常态工具。

2025年，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数量显著增长，同比上升超过百分之十。这表明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，行政争议进入司法渠道的渠道更加畅通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审案件增多的情况下，行政二审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数量实现双下降，上诉率与申请再审率也同步降低。这一积极信号说明，大量矛盾纠纷在一审阶段得到实质性化解，避免了问题层层上移、久拖不决。人民法院通过强化“穿透式”审判思维，不再局限于表面形式审查，而是深入挖掘争议实质，以“实质性”“一次性”解决为标准，实现从“结案了事”向“案结事了”的转变。这种审判方式的创新，不仅提升了司法效率，也增强了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。

在化解争议方面，人民法院积极运用多种机制。对于事实相近、诉求类似的系列性或群体性案件，采用示范诉讼、类案集中办理等方式，大幅减轻群众诉累。例如，在一起涉及宅基地的典型案件中，当事人卜某的房屋位于防洪大堤上，当地政府出台政策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，却未配套迁建措施。卜某房屋年久失修后自行拆除欲重建，却遭制止，只能暂住铁皮房。提起诉讼后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赴现场调查，查明争议核心在于宅基地重新选定问题。通过积极协调，当天即为当事人确定过渡房与后续宅基地位置。如今，新房已建成，当地“一刀切”政策也不再执行，矛盾从源头得到化解。这类案件的处理，不仅维护了个体权益，也推动了政策完善，体现了司法在实质解纷中的关键作用。